炎黄大战的证据（或理由）『下篇』

【转载】“炎黄大战”第18 - 22 项证据（或理由）

摘要：探讨与修正蚩尤族兴旺、战争所在地、战后迁徙

1、蚩尤冢；2、蚩尤城；3、冀州、中冀（阪泉、涿鹿）

关于蚩尤城，古史记载有三处。一在河北涿鹿，一在山西远城，另一处蚩尤城在陕西华县。

《续夷坚志》所说华州“在今山东费县，东北六十里是古九黎部族活动之地”

蚩尤死在何地呢？

这些材料都说黄帝杀蚩尤于中冀、冀州，《逸周书》、《尸子》、《山海经》都是较早的材料，而且都比后来的材料有较高的可信度。

后来，司马迁《史记》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述异记》、《太平御览》、《古今注》等等均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而杀之。至今，学者都说黄帝杀蚩尤在冀州，在河北涿鹿，罕有例外。

从2000年春至2003年春困挠笔者整三年。后来查一本简单的工具书，此问题竟然迎刃而解。原来我们现在所称所知的冀、冀州（河北境）与古代大不相同：在春秋战国时期，冀国在今山西河津市，冀在河津市东边不远稷山一带，冀县在今甘肃甘谷县东（张传玺、杨济安著《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2版）。甘谷县在天水市西边不远，先秦时候的冀县大约就在今天水市一带，正在谓水上游，所谓“冀州之野”不正是天水至运城即今陕西中部渭河流域（包括山西南部）吗？而元君庙、横阵、史家、姜寨、半坡等等不正是在“中冀”吗？千古疑案，扑朔迷离，原来只是相隔一层纸。

先秦时渭水上游、今甘肃天水一带的冀县早在公元前688年即已得名，这是我国建县最早的地方，而作为行政区划的冀州，在今之河北是直到汉朝时才得以实现。

天水是秦国的发祥地，冀县是秦人所设置的最早的县治；秦人将其第一个县治以冀命名，这不会没有原因和理由。从这个角度去看，以冀名地、冀州区划可能存在着一种自西而东的转移，即从渭水流域向今之河北境的转移。

渭水流域其他以冀名地的地名甚至春秋战国时期今山西河津市一带的冀国、冀地都可能与冀戎有关。这或许可以说明，冀戎曾经在渭水流域以及晋西南一带活动。那么冀戎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其年代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呢？

关于冀戎的族属和年代问题，可以通过“冀”字得到一些线索。国光红先生说：“西周早期令毁铭文有冀字，作 ，上出双角挺然，与头戴牛角而相抵的冀州风俗吻合，乃金文冀字取形于冀州蚩尤戏。金文冀字证明对蚩尤的纪念在周初即已蔚然成风，而且可以证明蚩尤生平业绩与冀州有不解之缘”。

关于蚩尤戏，六朝人任昉《述异记》说：“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牛角戏，盖其遗制也。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 疫，其俗遂立为嗣。”如冀字取形于蚩尤戏，则蚩尤戏存在的年代必当早于西周。

“殷周铜器族徽以 字最为习见，李伯谦先生有《 族族系考》，分析至详。有此族徽的铜器分布甚广，其族活动路线似由西逐渐向东发展。李文以此族为商都西北方的一个异姓族群，是说大致可信。考之卜辞资料参以金文记录，释冀不误，但其原始地望应是在渭水流域的冀戎…… 之即冀，不成问题。

冀戎可能是蚩尤族的后裔，其存在可上溯至商代中期，而其发展是自渭水流域向东而进的；进一步推测，冀州的得名也当与冀戎有关。

“炎黄大战”、黄帝杀蚩尤的历史事实和真相在夏、商、周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还保存在相关族群的记忆里，事实上渭水流域与冀有关的地名以及殷周古文冀字和相关古代文献已能证实这一点。这也就是渭水流域与吕梁山、太行山脉既不等高，也不在“两河之间”但却被古人划为“冀州”之域的根本原因。《述异记》说到冀州蚩尤戏、蚩尤川、涿鹿，以前学者认为在河北境、河北北部，现在看作者本意可能是指山西境内，而且那段文字还一再明确提及太原。

 

1、《禹贡》“冀州”包含渭水流域和后人所理解的“两河之间”，这是明确的。相应地，《禹贡》“雍州”则是指渭水平原的外围，其北、西、南三个方向上的黄土高原和秦岭。

2、《周礼?职方氏》说杨纡在冀州，而《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坠形训》又说阳纡在秦地，表明《职方氏》“冀州”可能也包含渭水流域，但这些材料之间已存在一定的矛盾或混乱。

3、先秦文献《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之“冀州”地域均不含今之河北涿鹿、怀来一带；河北涿鹿、怀来在《禹贡》冀州的边界或边界之外，于《周礼?职方氏》则属并州。

4、由于《周礼?职方氏》谓“河内曰冀州”、《吕氏春秋?有始览》谓“两河之间为冀州”，致有《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唐人孔颖达《禹贡正义》“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一说。

5、关于《禹贡》“冀州”地域，从先秦《禹贡》到唐代《禹贡正义》，经历了“正确——混乱——误会——错误”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炎黄蚩之战又称涿鹿之战、阪泉之战 ，涿鹿、阪泉两地名均在今之河北涿鹿、怀来或北京延庆一带，它们能否成为“炎黄大战”或黄帝杀蚩尤在河北（或北京延庆）境的证据或依据呢？笔者的答案是不能，理由如后：

其一，没有考古学依据或理由，不仅现在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而且根据史前考古研究、考古学文化分析，将来也不会有相关的考古依据或证据。

其二，先秦文献《逸周书》、《山海经》、《尸子》等均说黄帝杀蚩尤在冀州、中冀，而涿鹿、阪泉为小地名在冀州之境，上已分析先秦文献《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之“冀州”地域均不含今之河北涿鹿、阪泉（延庆），因此“炎黄大战”或黄帝杀蚩尤于河北涿鹿、北京延庆也没有文献依据，得不到先秦文献的支持。

其三，豫西、晋南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黄帝集团）的成长之地，又西与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炎帝、蚩尤集团）相邻相接，同时山西运城市南解州在历史上也曾称为涿鹿、阪泉，这一带也一直是古代冀州的核心地带，因此先秦文献所言涿鹿、阪泉应该是指山西运城一带。

这里我们分析一下“炎黄大战”、黄帝杀蚩尤被历代学者定位于河北涿鹿一带的原因和历程。

其一，由于《周礼?职方氏》说“河内曰冀州”、《吕氏春秋?有始览》说“两河之间为冀州”、《尔雅?释地》说“两河间曰冀”、《禹贡正义》说“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等，导致古今学者忽视了《禹贡》冀州“治梁及歧”及其他问题，致使学界对《禹贡》冀州地域产生长达2000多年的错误理解。

其二，山西阪泉、涿鹿与河北阪泉、涿鹿相比，前者名声渐小，后者名声渐大，这种局面可能在司马迁作《史记》时已经形成。由于《史记?五帝本记》关于“炎黄大战”的记载可能让人理解为发生在河北涿鹿、阪泉，《水经注》更明确地视“炎黄大战”发生在河北涿鹿、阪泉，致使后之学者常从此说。

其三，无论先秦或以后的文献，写炎、黄之战均不提及冀州、中冀。如：《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归藏》：…………

对《山海经》、《逸周书》所言之冀州、中冀有所忽略…….

其四，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误导。司马迁所言之“涿鹿”当指今之河北涿鹿，而不会是指山西运城解州。西汉时冀州指“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并不包含河北涿鹿、北京延庆一带。

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他又到处考察、搜集资料，因此他很可能知道古代冀州并不包含河北涿鹿、阪泉，所以写炎黄蚩之战只提涿鹿、阪泉而不提冀州、中冀，这种选择虽然避免了河北涿鹿、阪泉与冀州、中冀之间的龃龉，但取舍失当，恰恰可能导致后人考究“炎黄大战”重涿鹿、阪泉而轻冀州、中冀。

司马迁受时代局限，只能就当时所得资料进行取舍、连缀，因此今之学者如果不结合史前考古及相关研究去看待《五帝本纪》，就可能受到误导。如今之学者常以“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推论黄帝与炎帝结盟釜山，杀了蚩尤然后在河北逐鹿建都。荤粥是北方民族，在黄帝族北边才会说“北逐荤粥”，怎么会跟杀蚩尤联在一起？

又如《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论者常据此认为黄帝族是北方游牧部落，这是将历史时期的情形搬到了史前时代。黄帝部落无论活动于龙山时代还是仰韶时代，它都不会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经成熟，游牧民族的力量并不会强于农耕定居的民族，这是与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可以在马背上征战不一样的地方。

其五，郦道元《水经注》“漯水”条下说：“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播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这里明确将炎黄蚩之战定位于河北涿鹿、阪泉。与司马迁一样，郦道元也不提及与炎黄蚩之战有关的冀州、中冀。郦道元是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距河北涿鹿、怀来不远。他是大地理学家，其《水经注》“渭水”条下又多处写到以冀命名的山川、地点，因此他也可能知道自先秦《禹贡》、《周礼?职方氏》直至他所生活的北魏时期，河北涿鹿、阪泉从来没有成为冀州地域。既言河北涿鹿、阪泉，便不能再言冀州、中冀，这当是司马迁和郦道元在涉及炎黄蚩之战时面临的选择，也是他们舍弃冀州、中冀及与之相关非常重要的先秦文献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两人都作出了一种错误的取舍。

近世以来，学者常引《水经注》以证炎黄蚩之战在河北涿鹿，这当然是不足为训的。山西南端与河北涿鹿一带都有涿鹿、阪泉、蚩尤城，山西涿鹿一带还有妫水（《水经注》），河北涿鹿一带有妫州（（括地志））、妫水，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溯源，或许与族群迁徙有关。　/////

《云笈七鉴》卷一百《轩辕本纪》说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其械后化为枫木之林。”枫木为蚩尤械所化，《山海经?大荒南经》有载：“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郭璞注曰：“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视蚩尤为祖先的苗族认为她们的始祖姜央起源于枫木树心。苗族史诗《枫木歌》说：远古时候，地球上没有人烟，只有一棵巨大的枫树，树心中生出一只蝴蝶。蝴蝶跟水中的泡沫婚配生了12个蛋，这十二个蛋孵出了雷公、老虎、大象、水龙、蜈蚣、蛇等等天神和动物。其中就有一个是人类的始祖姜央（或作姜炎）。可见蚩尤与枫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云笈七鉴》所言当有所依据。蚩尤为“九黎之君长”，故械杀蚩尤的地方被人叫作“黎山”。

那么，黎山在何处呢？愚意，“黎山”即“骊山”，与姜寨、渭南史家墓地均一箭之隔。《说文》：“蚩，虫也。”学者皆以蚩为虫，龙蛇之属；“尤”亦为蛇之象形。《黄帝四经?十大经》称蚩尤为“之尤”，王大有先生认为有“龙迹”、“履龙迹”之意。黎，又称九黎，“九”亦为龙蛇之象形。黎与骊，其意想通。骊有纯黑色的马、骊龙、两马并驾等意。黎色即黑色，蚩尤即龙，山东金乡县东汉画像石上有蚩尤战斗俱怒图（《焦氏易林?蒙之四》：“白龙黑虎，起须暴怒。战于阪泉，蚩尤败走”、《焦氏易林?坤之二》：“白龙赤虎，战斗俱怒；蚩尤败走，死于鱼口”）：蚩尤作牛首人身，两手各执一缰绳，驾着两匹奔跑的马，马首似龙首，即为龙马。可见“骊”即黎、九黎、蚩尤。因此推测，蚩尤有可能是在临潼骊山一带被黄帝擒拿或械杀，“黎山”与附近的元君庙、华县蚩尤城一样，都可能与纪念蚩尤有关。

由于蚩尤形象历来不佳，黎山可能在某个时候被人改作骊山（先秦时渭南有骊戎，后为晋所灭。与冀戎一样，骊戎也可能是蚩尤族后裔）。《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所谓“凶犁土丘”，有一种鄙视之意，可能即因蚩尤（黎）形象不佳而得名。“凶犁土丘”即黎丘、黎山之丘，笔者认为也是指渭水流域骊山一带（参见拙稿《渭南史家墓地的新认识》）。现在“蚩”有愚笨、痴呆、嘲笑义，《广雅释诂》说“蚩，乱也”，《方言》说“蚩，悖也”，“蚩尤”即愚味的龙（虫），也是捣乱的龙（虫），这些都说明蚩尤在中原正统历史文化中形象不佳，应是黄帝后裔和后来正统历史宣传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作了上述考证和推断之后看到冯广宏先生评述王家佑先生关于道教和古蜀文化研究的一篇文章，也说“黎山”为骊山。文曰：“王文举出的《黄帝传》，可说综合了许多远古的传说，有颇深的内涵。此经提到天降一人首鸟身的妇人，名为玄女，这就是王氏所称的鸟母。她曾协助黄帝战胜蚩尤……后来‘黎土羌兵驱应龙以处南极，杀蚩尤于梨山之丘’，位于今陕西骊山”（冯广宏《鸟母与古蜀文化》，《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可谓又一佐证。

解州在今山西运城市南，学者皆谓此即蚩尤被肢解之地。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可能的：蚩尤在临潼骊山、华县元君庙一带被擒获或械杀，然后被胜利的黄帝部落押解回到其大本营今山西运城一带再行肢解，其后蚩尤尸骨又被蚩尤族人所抢走，掩埋于河南西水坡。东庄类型既发现多人二次葬，其早期又出现半坡类型文化因素（运城市北还有一个半坡村），都意味着半坡人到达了庙底沟类型早期的核心地带即黄帝部落的大本营。由于目前东庄类型早期特别是运城一带的考古学文化与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关系尚很不明朗，材料极有限，因此这种推测仅具有一种可能性。另外，解州的得名也有可能不是因为蚩尤被肢解于此，因为该地出产盐卤，其色正赤，可能被后人附会为蚩尤死地，正象蚩尤与枫木的关系一样，红色让人想到蚩尤之死。据笔者的理解，蚩尤大约总是死于临潼骊山、华县元君庙一带或山西解州，而不会是今之河北中部或河北涿鹿。

另外，河北涿鹿一带既有一系列有关蚩尤的遗迹，也有一系列有关黄帝的遗迹，是很可疑的。黄帝既然留蚩尤民于“涿鹿之阿”，按理蚩尤民是不会建设黄帝纪念物的。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后岗类型的北界正在河北涿鹿一带，所以当地有蚩尤遗迹和传说包括“阪泉”、“涿鹿”都是不奇怪的，但蚩尤民绝不会建黄帝城、黄帝祠。

晚于后岗类型的黄帝族文化庙底沟类型沿汾河、太行山一线北上到达河北涿鹿一带，有可能建设黄帝纪念物，但庙底沟类型的居民好象没有这种习惯。庙底沟类型分布和扩展范围极广阔，但只有中原腹地才有一系列有关黄帝的遗迹。笔者推测河北涿鹿一带的黄帝城、黄帝祠的得名不会很早，很可能出于古人的附会。也许这个问题并不难得到解决。

其他：五帝比较一下帝俊与龙凤的关系及少昊与龙凤的关系，二者惊人地相似：其一，少昊不是龙子龙身，与龙无缘，帝俊也是；其二，尽管包括黄帝在内的其他一些传说中的帝 王也与凤（鸟）有缘，但他们与凤（鸟）之间的关系却是跟少昊、帝俊（帝喾）两位炯然有异。黄帝、尧、舜、禹对凤（鸟）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凤（鸟）表现为祥瑞或保护神，炎帝、祝融、太昊、契、大业或为凤所生，或生凤，或自身为凤，唯独少昊和帝俊（喾）可以利用凤、驱使凤。

正是根据帝俊（帝喾）、少昊与龙凤的关系惊人地一致，笔者判断帝喾的历史文化应与大汶口文化相关：大汶口文化的年代为前4300年-前2500年，其前期对应传说中的少昊时期，后期对应帝喾时期（具体的年代界限要结合考古学文化分析）。《山海经》这段话明确指出帝俊所在即今之鲁西南一带，而且指明帝俊的年代要晚于少昊。

帝俊之名一作逡，逡、踆字通，很明显，天神帝星当以蹲踞姿态为特点，故名帝 "。甲骨文、金文的"夷"字作人形，但股胫弯曲象人蹲踞之状，学者认为此形当反映了夷人蹲踞之俗。冯时先生认为彝族、彝人与东夷有关。

帝俊当与东夷文化有关（彝族分白彝、黑彝，黑彝地位高于白彝；彝族又以伏羲、黑虎为祖灵，既崇拜参宿拥有十月太阳历，又行火把节迎送大火（心宿）。这种状况说明彝族的来源并不单一，推测白彝可能与商遗民、东方史前文化有关，其始 祖为阿普渎且崇拜大火，而黑彝则可能与夏遗民、西部史前文化如半坡类型、史家类型有关，其祖灵为黑虎、伏羲且崇拜参宿行用十月太阳历）。

鸟形 "神器" 之鸟神 "帝俊" 及 "四鸟" 均不是太阳鸟，而只是星象历法的象征物即 "星鸟"。神话资料中除帝俊外，颛顼之子也有"使四鸟"者，但尉迟寺类型肯定不是传说中的颛顼文化，因为古史体系和颛顼的年代、地望尤其是其文化性质、面貌与之不合。

此器及龙山文化玉雕神象均证史前东夷文化崇拜北斗、心宿三星 。

鲁东南莒县陵阳河遗址采集的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有一例中间刻北斗七星及斗形图案，斗杓所指排成两排的12个单线圆纹应表示十二月历法，斗魁所指排成两排的10个圆纹应表示十月太阳历。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学者认为帝鸿即黄帝，如从此说，则帝俊当远在黄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之前。此条资料与其他帝俊神话及整个古史体系相违，到底有何含义以及如何产生，尚待深入研究。《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后稷乃周人始祖，笔者认为帝俊并非周人祖先，"帝俊生后稷"当与周人出于政治原因编造祖先历史有关。巴人的祖先为虎而非鸟。这在考古发掘方面也得到证实，巴蜀图语中写实的老虎图象远多于写实的鸟纹即是证明。
我认为是古人作书时根据蚩尤后裔分布在鲁西而作此语，将这种炎黄蚩之战过去很久的遗存现象与炎黄蚩战争传说连在一起写，遂导致今人对炎黄蚩战争的误解。

太昊、少皋之"昊"、"皋"二字不宜混用，少皋文化与鸟崇拜、大火崇拜有关，少皋之"皋"表示大火星的光明，根源于火历历法（参见第37项证据或理由），而太昊才是明确的太阳神。

《说文》："白，此亦自字也。"又云："自，鼻也，象鼻形。"不知所云或牵强附会。

商人祖先舜、帝喾主要活动于豫东、皖北、鲁西南，二者大体上对应于这一地区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所以帝喾也是有虞氏（舜）的祖先，且它们的主源都是东夷文化。
王红旗先生认为《山海经》之《五藏山经》为大禹时代作品，《海外四经》为夏代作品，《大荒四经》为商代作品，《海内五经》为周代作品。

帝喾"在《山海经》中凡三见：《海外南经》、《大荒南经》、《海内北经》各一见，而"帝俊"之称全部出现在《大荒四经》中。

从考古学上证实帝喾以及东夷文化不是周人的祖先。周人"禘喾"，不惜篡改历史、认帝喾为祖先，正说明帝喾在商周时期影响之大，佐证影响夏、商、周三代的大汶口晚期文化为帝喾而非太昊。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启动，它将可能是一个较长时段的研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