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快乐

虽然不是教徒，但依然喜欢这些装饰品。

总新欢家里有书、有画、有花、有音乐。

黑心项链

这项链品质好差，不知如何染色，脱色染到皮肤和衣服。于是把它浸水一个月，还在褪色，恐怕不能戴了。

水浑浊了。

刚换的清水。

炎黄大战的证据（或理由）『下篇』

【转载】“炎黄大战”第18 - 22 项证据（或理由）

摘要：探讨与修正蚩尤族兴旺、战争所在地、战后迁徙

1、蚩尤冢；2、蚩尤城；3、冀州、中冀（阪泉、涿鹿）

关于蚩尤城，古史记载有三处。一在河北涿鹿，一在山西远城，另一处蚩尤城在陕西华县。

《续夷坚志》所说华州“在今山东费县，东北六十里是古九黎部族活动之地”

蚩尤死在何地呢？

这些材料都说黄帝杀蚩尤于中冀、冀州，《逸周书》、《尸子》、《山海经》都是较早的材料，而且都比后来的材料有较高的可信度。

后来，司马迁《史记》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述异记》、《太平御览》、《古今注》等等均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而杀之。至今，学者都说黄帝杀蚩尤在冀州，在河北涿鹿，罕有例外。

从2000年春至2003年春困挠笔者整三年。后来查一本简单的工具书，此问题竟然迎刃而解。原来我们现在所称所知的冀、冀州（河北境）与古代大不相同：在春秋战国时期，冀国在今山西河津市，冀在河津市东边不远稷山一带，冀县在今甘肃甘谷县东（张传玺、杨济安著《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2版）。甘谷县在天水市西边不远，先秦时候的冀县大约就在今天水市一带，正在谓水上游，所谓“冀州之野”不正是天水至运城即今陕西中部渭河流域（包括山西南部）吗？而元君庙、横阵、史家、姜寨、半坡等等不正是在“中冀”吗？千古疑案，扑朔迷离，原来只是相隔一层纸。

先秦时渭水上游、今甘肃天水一带的冀县早在公元前688年即已得名，这是我国建县最早的地方，而作为行政区划的冀州，在今之河北是直到汉朝时才得以实现。

天水是秦国的发祥地，冀县是秦人所设置的最早的县治；秦人将其第一个县治以冀命名，这不会没有原因和理由。从这个角度去看，以冀名地、冀州区划可能存在着一种自西而东的转移，即从渭水流域向今之河北境的转移。

渭水流域其他以冀名地的地名甚至春秋战国时期今山西河津市一带的冀国、冀地都可能与冀戎有关。这或许可以说明，冀戎曾经在渭水流域以及晋西南一带活动。那么冀戎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其年代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呢？

关于冀戎的族属和年代问题，可以通过“冀”字得到一些线索。国光红先生说：“西周早期令毁铭文有冀字，作 ，上出双角挺然，与头戴牛角而相抵的冀州风俗吻合，乃金文冀字取形于冀州蚩尤戏。金文冀字证明对蚩尤的纪念在周初即已蔚然成风，而且可以证明蚩尤生平业绩与冀州有不解之缘”。

关于蚩尤戏，六朝人任昉《述异记》说：“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牛角戏，盖其遗制也。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 疫，其俗遂立为嗣。”如冀字取形于蚩尤戏，则蚩尤戏存在的年代必当早于西周。

“殷周铜器族徽以 字最为习见，李伯谦先生有《 族族系考》，分析至详。有此族徽的铜器分布甚广，其族活动路线似由西逐渐向东发展。李文以此族为商都西北方的一个异姓族群，是说大致可信。考之卜辞资料参以金文记录，释冀不误，但其原始地望应是在渭水流域的冀戎…… 之即冀，不成问题。

冀戎可能是蚩尤族的后裔，其存在可上溯至商代中期，而其发展是自渭水流域向东而进的；进一步推测，冀州的得名也当与冀戎有关。

“炎黄大战”、黄帝杀蚩尤的历史事实和真相在夏、商、周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还保存在相关族群的记忆里，事实上渭水流域与冀有关的地名以及殷周古文冀字和相关古代文献已能证实这一点。这也就是渭水流域与吕梁山、太行山脉既不等高，也不在“两河之间”但却被古人划为“冀州”之域的根本原因。《述异记》说到冀州蚩尤戏、蚩尤川、涿鹿，以前学者认为在河北境、河北北部，现在看作者本意可能是指山西境内，而且那段文字还一再明确提及太原。

 

1、《禹贡》“冀州”包含渭水流域和后人所理解的“两河之间”，这是明确的。相应地，《禹贡》“雍州”则是指渭水平原的外围，其北、西、南三个方向上的黄土高原和秦岭。

2、《周礼?职方氏》说杨纡在冀州，而《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坠形训》又说阳纡在秦地，表明《职方氏》“冀州”可能也包含渭水流域，但这些材料之间已存在一定的矛盾或混乱。

3、先秦文献《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之“冀州”地域均不含今之河北涿鹿、怀来一带；河北涿鹿、怀来在《禹贡》冀州的边界或边界之外，于《周礼?职方氏》则属并州。

4、由于《周礼?职方氏》谓“河内曰冀州”、《吕氏春秋?有始览》谓“两河之间为冀州”，致有《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唐人孔颖达《禹贡正义》“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一说。

5、关于《禹贡》“冀州”地域，从先秦《禹贡》到唐代《禹贡正义》，经历了“正确——混乱——误会——错误”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炎黄蚩之战又称涿鹿之战、阪泉之战 ，涿鹿、阪泉两地名均在今之河北涿鹿、怀来或北京延庆一带，它们能否成为“炎黄大战”或黄帝杀蚩尤在河北（或北京延庆）境的证据或依据呢？笔者的答案是不能，理由如后：

其一，没有考古学依据或理由，不仅现在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而且根据史前考古研究、考古学文化分析，将来也不会有相关的考古依据或证据。

其二，先秦文献《逸周书》、《山海经》、《尸子》等均说黄帝杀蚩尤在冀州、中冀，而涿鹿、阪泉为小地名在冀州之境，上已分析先秦文献《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之“冀州”地域均不含今之河北涿鹿、阪泉（延庆），因此“炎黄大战”或黄帝杀蚩尤于河北涿鹿、北京延庆也没有文献依据，得不到先秦文献的支持。

其三，豫西、晋南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黄帝集团）的成长之地，又西与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炎帝、蚩尤集团）相邻相接，同时山西运城市南解州在历史上也曾称为涿鹿、阪泉，这一带也一直是古代冀州的核心地带，因此先秦文献所言涿鹿、阪泉应该是指山西运城一带。

这里我们分析一下“炎黄大战”、黄帝杀蚩尤被历代学者定位于河北涿鹿一带的原因和历程。

其一，由于《周礼?职方氏》说“河内曰冀州”、《吕氏春秋?有始览》说“两河之间为冀州”、《尔雅?释地》说“两河间曰冀”、《禹贡正义》说“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等，导致古今学者忽视了《禹贡》冀州“治梁及歧”及其他问题，致使学界对《禹贡》冀州地域产生长达2000多年的错误理解。

其二，山西阪泉、涿鹿与河北阪泉、涿鹿相比，前者名声渐小，后者名声渐大，这种局面可能在司马迁作《史记》时已经形成。由于《史记?五帝本记》关于“炎黄大战”的记载可能让人理解为发生在河北涿鹿、阪泉，《水经注》更明确地视“炎黄大战”发生在河北涿鹿、阪泉，致使后之学者常从此说。

其三，无论先秦或以后的文献，写炎、黄之战均不提及冀州、中冀。如：《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归藏》：…………

对《山海经》、《逸周书》所言之冀州、中冀有所忽略…….

其四，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误导。司马迁所言之“涿鹿”当指今之河北涿鹿，而不会是指山西运城解州。西汉时冀州指“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并不包含河北涿鹿、北京延庆一带。

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他又到处考察、搜集资料，因此他很可能知道古代冀州并不包含河北涿鹿、阪泉，所以写炎黄蚩之战只提涿鹿、阪泉而不提冀州、中冀，这种选择虽然避免了河北涿鹿、阪泉与冀州、中冀之间的龃龉，但取舍失当，恰恰可能导致后人考究“炎黄大战”重涿鹿、阪泉而轻冀州、中冀。

司马迁受时代局限，只能就当时所得资料进行取舍、连缀，因此今之学者如果不结合史前考古及相关研究去看待《五帝本纪》，就可能受到误导。如今之学者常以“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推论黄帝与炎帝结盟釜山，杀了蚩尤然后在河北逐鹿建都。荤粥是北方民族，在黄帝族北边才会说“北逐荤粥”，怎么会跟杀蚩尤联在一起？

又如《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论者常据此认为黄帝族是北方游牧部落，这是将历史时期的情形搬到了史前时代。黄帝部落无论活动于龙山时代还是仰韶时代，它都不会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经成熟，游牧民族的力量并不会强于农耕定居的民族，这是与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可以在马背上征战不一样的地方。

其五，郦道元《水经注》“漯水”条下说：“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播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这里明确将炎黄蚩之战定位于河北涿鹿、阪泉。与司马迁一样，郦道元也不提及与炎黄蚩之战有关的冀州、中冀。郦道元是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距河北涿鹿、怀来不远。他是大地理学家，其《水经注》“渭水”条下又多处写到以冀命名的山川、地点，因此他也可能知道自先秦《禹贡》、《周礼?职方氏》直至他所生活的北魏时期，河北涿鹿、阪泉从来没有成为冀州地域。既言河北涿鹿、阪泉，便不能再言冀州、中冀，这当是司马迁和郦道元在涉及炎黄蚩之战时面临的选择，也是他们舍弃冀州、中冀及与之相关非常重要的先秦文献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两人都作出了一种错误的取舍。

近世以来，学者常引《水经注》以证炎黄蚩之战在河北涿鹿，这当然是不足为训的。山西南端与河北涿鹿一带都有涿鹿、阪泉、蚩尤城，山西涿鹿一带还有妫水（《水经注》），河北涿鹿一带有妫州（（括地志））、妫水，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溯源，或许与族群迁徙有关。　/////

《云笈七鉴》卷一百《轩辕本纪》说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其械后化为枫木之林。”枫木为蚩尤械所化，《山海经?大荒南经》有载：“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郭璞注曰：“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视蚩尤为祖先的苗族认为她们的始祖姜央起源于枫木树心。苗族史诗《枫木歌》说：远古时候，地球上没有人烟，只有一棵巨大的枫树，树心中生出一只蝴蝶。蝴蝶跟水中的泡沫婚配生了12个蛋，这十二个蛋孵出了雷公、老虎、大象、水龙、蜈蚣、蛇等等天神和动物。其中就有一个是人类的始祖姜央（或作姜炎）。可见蚩尤与枫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云笈七鉴》所言当有所依据。蚩尤为“九黎之君长”，故械杀蚩尤的地方被人叫作“黎山”。

那么，黎山在何处呢？愚意，“黎山”即“骊山”，与姜寨、渭南史家墓地均一箭之隔。《说文》：“蚩，虫也。”学者皆以蚩为虫，龙蛇之属；“尤”亦为蛇之象形。《黄帝四经?十大经》称蚩尤为“之尤”，王大有先生认为有“龙迹”、“履龙迹”之意。黎，又称九黎，“九”亦为龙蛇之象形。黎与骊，其意想通。骊有纯黑色的马、骊龙、两马并驾等意。黎色即黑色，蚩尤即龙，山东金乡县东汉画像石上有蚩尤战斗俱怒图（《焦氏易林?蒙之四》：“白龙黑虎，起须暴怒。战于阪泉，蚩尤败走”、《焦氏易林?坤之二》：“白龙赤虎，战斗俱怒；蚩尤败走，死于鱼口”）：蚩尤作牛首人身，两手各执一缰绳，驾着两匹奔跑的马，马首似龙首，即为龙马。可见“骊”即黎、九黎、蚩尤。因此推测，蚩尤有可能是在临潼骊山一带被黄帝擒拿或械杀，“黎山”与附近的元君庙、华县蚩尤城一样，都可能与纪念蚩尤有关。

由于蚩尤形象历来不佳，黎山可能在某个时候被人改作骊山（先秦时渭南有骊戎，后为晋所灭。与冀戎一样，骊戎也可能是蚩尤族后裔）。《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所谓“凶犁土丘”，有一种鄙视之意，可能即因蚩尤（黎）形象不佳而得名。“凶犁土丘”即黎丘、黎山之丘，笔者认为也是指渭水流域骊山一带（参见拙稿《渭南史家墓地的新认识》）。现在“蚩”有愚笨、痴呆、嘲笑义，《广雅释诂》说“蚩，乱也”，《方言》说“蚩，悖也”，“蚩尤”即愚味的龙（虫），也是捣乱的龙（虫），这些都说明蚩尤在中原正统历史文化中形象不佳，应是黄帝后裔和后来正统历史宣传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作了上述考证和推断之后看到冯广宏先生评述王家佑先生关于道教和古蜀文化研究的一篇文章，也说“黎山”为骊山。文曰：“王文举出的《黄帝传》，可说综合了许多远古的传说，有颇深的内涵。此经提到天降一人首鸟身的妇人，名为玄女，这就是王氏所称的鸟母。她曾协助黄帝战胜蚩尤……后来‘黎土羌兵驱应龙以处南极，杀蚩尤于梨山之丘’，位于今陕西骊山”（冯广宏《鸟母与古蜀文化》，《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可谓又一佐证。

解州在今山西运城市南，学者皆谓此即蚩尤被肢解之地。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可能的：蚩尤在临潼骊山、华县元君庙一带被擒获或械杀，然后被胜利的黄帝部落押解回到其大本营今山西运城一带再行肢解，其后蚩尤尸骨又被蚩尤族人所抢走，掩埋于河南西水坡。东庄类型既发现多人二次葬，其早期又出现半坡类型文化因素（运城市北还有一个半坡村），都意味着半坡人到达了庙底沟类型早期的核心地带即黄帝部落的大本营。由于目前东庄类型早期特别是运城一带的考古学文化与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关系尚很不明朗，材料极有限，因此这种推测仅具有一种可能性。另外，解州的得名也有可能不是因为蚩尤被肢解于此，因为该地出产盐卤，其色正赤，可能被后人附会为蚩尤死地，正象蚩尤与枫木的关系一样，红色让人想到蚩尤之死。据笔者的理解，蚩尤大约总是死于临潼骊山、华县元君庙一带或山西解州，而不会是今之河北中部或河北涿鹿。

另外，河北涿鹿一带既有一系列有关蚩尤的遗迹，也有一系列有关黄帝的遗迹，是很可疑的。黄帝既然留蚩尤民于“涿鹿之阿”，按理蚩尤民是不会建设黄帝纪念物的。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后岗类型的北界正在河北涿鹿一带，所以当地有蚩尤遗迹和传说包括“阪泉”、“涿鹿”都是不奇怪的，但蚩尤民绝不会建黄帝城、黄帝祠。

晚于后岗类型的黄帝族文化庙底沟类型沿汾河、太行山一线北上到达河北涿鹿一带，有可能建设黄帝纪念物，但庙底沟类型的居民好象没有这种习惯。庙底沟类型分布和扩展范围极广阔，但只有中原腹地才有一系列有关黄帝的遗迹。笔者推测河北涿鹿一带的黄帝城、黄帝祠的得名不会很早，很可能出于古人的附会。也许这个问题并不难得到解决。

其他：五帝比较一下帝俊与龙凤的关系及少昊与龙凤的关系，二者惊人地相似：其一，少昊不是龙子龙身，与龙无缘，帝俊也是；其二，尽管包括黄帝在内的其他一些传说中的帝 王也与凤（鸟）有缘，但他们与凤（鸟）之间的关系却是跟少昊、帝俊（帝喾）两位炯然有异。黄帝、尧、舜、禹对凤（鸟）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凤（鸟）表现为祥瑞或保护神，炎帝、祝融、太昊、契、大业或为凤所生，或生凤，或自身为凤，唯独少昊和帝俊（喾）可以利用凤、驱使凤。

正是根据帝俊（帝喾）、少昊与龙凤的关系惊人地一致，笔者判断帝喾的历史文化应与大汶口文化相关：大汶口文化的年代为前4300年-前2500年，其前期对应传说中的少昊时期，后期对应帝喾时期（具体的年代界限要结合考古学文化分析）。《山海经》这段话明确指出帝俊所在即今之鲁西南一带，而且指明帝俊的年代要晚于少昊。

帝俊之名一作逡，逡、踆字通，很明显，天神帝星当以蹲踞姿态为特点，故名帝 "。甲骨文、金文的"夷"字作人形，但股胫弯曲象人蹲踞之状，学者认为此形当反映了夷人蹲踞之俗。冯时先生认为彝族、彝人与东夷有关。

帝俊当与东夷文化有关（彝族分白彝、黑彝，黑彝地位高于白彝；彝族又以伏羲、黑虎为祖灵，既崇拜参宿拥有十月太阳历，又行火把节迎送大火（心宿）。这种状况说明彝族的来源并不单一，推测白彝可能与商遗民、东方史前文化有关，其始 祖为阿普渎且崇拜大火，而黑彝则可能与夏遗民、西部史前文化如半坡类型、史家类型有关，其祖灵为黑虎、伏羲且崇拜参宿行用十月太阳历）。

鸟形 "神器" 之鸟神 "帝俊" 及 "四鸟" 均不是太阳鸟，而只是星象历法的象征物即 "星鸟"。神话资料中除帝俊外，颛顼之子也有"使四鸟"者，但尉迟寺类型肯定不是传说中的颛顼文化，因为古史体系和颛顼的年代、地望尤其是其文化性质、面貌与之不合。

此器及龙山文化玉雕神象均证史前东夷文化崇拜北斗、心宿三星 。

鲁东南莒县陵阳河遗址采集的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有一例中间刻北斗七星及斗形图案，斗杓所指排成两排的12个单线圆纹应表示十二月历法，斗魁所指排成两排的10个圆纹应表示十月太阳历。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学者认为帝鸿即黄帝，如从此说，则帝俊当远在黄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之前。此条资料与其他帝俊神话及整个古史体系相违，到底有何含义以及如何产生，尚待深入研究。《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后稷乃周人始祖，笔者认为帝俊并非周人祖先，"帝俊生后稷"当与周人出于政治原因编造祖先历史有关。巴人的祖先为虎而非鸟。这在考古发掘方面也得到证实，巴蜀图语中写实的老虎图象远多于写实的鸟纹即是证明。
我认为是古人作书时根据蚩尤后裔分布在鲁西而作此语，将这种炎黄蚩之战过去很久的遗存现象与炎黄蚩战争传说连在一起写，遂导致今人对炎黄蚩战争的误解。

太昊、少皋之"昊"、"皋"二字不宜混用，少皋文化与鸟崇拜、大火崇拜有关，少皋之"皋"表示大火星的光明，根源于火历历法（参见第37项证据或理由），而太昊才是明确的太阳神。

《说文》："白，此亦自字也。"又云："自，鼻也，象鼻形。"不知所云或牵强附会。

商人祖先舜、帝喾主要活动于豫东、皖北、鲁西南，二者大体上对应于这一地区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所以帝喾也是有虞氏（舜）的祖先，且它们的主源都是东夷文化。
王红旗先生认为《山海经》之《五藏山经》为大禹时代作品，《海外四经》为夏代作品，《大荒四经》为商代作品，《海内五经》为周代作品。

帝喾"在《山海经》中凡三见：《海外南经》、《大荒南经》、《海内北经》各一见，而"帝俊"之称全部出现在《大荒四经》中。

从考古学上证实帝喾以及东夷文化不是周人的祖先。周人"禘喾"，不惜篡改历史、认帝喾为祖先，正说明帝喾在商周时期影响之大，佐证影响夏、商、周三代的大汶口晚期文化为帝喾而非太昊。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启动，它将可能是一个较长时段的研究过程。

复古的手表

无意中看到一些仿古的手表，
充满艺术气息，也很便宜。

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

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第 21 届国际大会
日期 ： 26 - 10 - 2013 ( 次日 )
地点 ： Vivatel

台上中华古乐器演奏。

出席踊跃。 

上菜了。 

华丽的传统服装。

手机时代，不少人到前面去拍照和录影。

大会摄影师干脆把录影机搬到桌子上避开前面的人群。

交换纪念品，孙氏大旗，美。

好像很兴奋哦。

炎黄的旗帜也很抢眼。

余兴节目。

后面的猩猩相映成趣。

藏族的衣服也很美。

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 · 第 21 届国际大会

日期 ： 27 - 10 - 2013
地点 ： 金龙船酒楼

穿古装呢。

照片 Blur 了，不好意思。

来自中国的演唱者。

这位来自中国的同志也很能唱。

吹箫表演。

甜品

杯子

是品质差还是黑心产品呢？粉红色图案那个杯子，从 TESCO 买回来，价钱大概是 RM 5.00 ，但是装温热水来喝的时候嗅到杯底有异味，反复洗过几次，总是感觉杯底特别滑，好似很油腻怎么也无法洗干净。放心不下，于是买了另外一个 RM 15.00 左右的杯子，倒热水进去没有怪味。

旧的杯子是不敢用了，现在搁置一旁，看是以后要来摆美美、插笔，或是插花吧。

蛋糕

Choclate sponge cake, 很贵的蛋糕，一年有一次 50% 折扣，所以一年就只吃一次。会员卡遗失了，不让重新申请，不做我的生意，算了。

Sponge cake,  儿时的记忆，常在早市买来吃。比面包还松软，没有防腐剂，所以即时食用，不留隔夜。

包装的，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暂时解饿。

2013年布城国际烟花比赛

2013年布特拉再也国际烟花比赛
International Fireworks Competition 2013,
Putrajaya, Precinct 5, MALAYSIA

United Arab Emirates displaying their fireworks on 2nd October 2013.
今晚的参赛国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Tonight no rain, but strong wind. Thought storng wind can affect the shape of the fireworks.
还好今晚没下雨，不过风很大，或多或少会影响到烟花的外观，造型一打出来很快就被风吹坏。

This time I have a better location for photography with wide view. Several photos at the begining are partly over exposed, but the situation changed after that.
这次的拍摄地点比较好，可以拍到烟花的全景，也俯拍到广阔的湖面与夜空，只是前面有三盏等，还好没造成强曝光。起初几张照片还是有局部过度曝光，之后情况就好了。

Finally, Malaysia won the competition as champion, USA won the second place, China and France share the third prize. I did not went to Putrajaya at the night of Malaysia playing, I just watch the event live at TV1 channel.
此次比赛，东道主马来西亚获得了冠军，亚军由美国获得，中国与法国共享季军。错过了马来西亚的烟花秀，第一时间太晚，配合国庆日安排在午夜十二点放烟花，第二，中元节期间，朋友们也兴致缺缺。但还是在 TV1 看了十多分钟的现场直播，璀璨与目不暇给的烟花的确让人觉得震撼。

转载：炎黄大战的证据（或理由）

如果把炎黄大战的 40 个证据或理由完整转载，那太大工程了，本部落格也将变质。中国考古进入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好些年，现今可读的研究报告非常多。这一部《炎黄大战的证据或理由》，单单是名词，包括考古遗址名称，遗址地理位置，考古学家的名字与著作或刊物的名称等，这些名词实在太多，初读必定抓狂。

炎黄大战的证据（或理由）      王先胜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论证摘要：

　　渭水流域半坡类型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陈多人二次葬为炎黄联合杀蚩尤所致，略晚的渭南史家、姜寨二期多人二次葬为炎黄之战所致。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后岗类型为蚩尤族从渭水流域逃至豫北冀南与土著文化相融而成，西水坡45号墓为蚩尤墓。

　　零口文化为少典娶有蟜氏合婚生炎帝、黄帝时期，有蟜氏应来自白家村文化，少典可能来自裴李岗文化裴李岗类型。炎黄联合杀蚩尤后，半坡类型、东庄类型（前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各自分道扬镳，但炎黄两族仍有混居。

　　神农相当于裴李岗时期，无确凿的考古学文化可指。伏羲早于神农，距今约一万年前，其时已产生太极八卦、参历、十月太阳历，可能有一种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关。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为太昊文化。神农与炎帝合并、伏羲与太昊合并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之需。

　　大司空村类型为共工文化，大河村类型前段（阎村类型）为颛顼文化，大河村类型后段（秦王寨类型）为祝融文化，大汶口文化前期（泰山南北区）为少昊文化、后期（皖北、豫东、鲁西南区）为帝喾文化，长江流域苗蛮与后岗类型、秦王寨类型南下有关。

　　传说时代（正统）历史在夏商周时期记录下来，夏商周皆源于黄河流域远古文化，所以“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与渭水流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非常吻合。也许正是炎、黄、蚩大战导致和深化了这种深刻的民族和历史记忆。

　　北方的红山文化因受仰韶文化影响而与传说历史相关，红山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传说时代古史体系；长江中游因蚩尤、祝融部南下而进入古史体系，但大溪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古史体系；长江下游因“禹杀防风”而进入古史体系，但良渚文化（防风氏）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古史体系。

　　中国古人将天上与人间对应起来，人死后即上天（当然是统治者）成神，并照管后人，而天上的星象也与人间祸福相依，星（包括太阳）神即祖神。所以神即是祖先，祖先都是天神。神的历史即祖先的历史，神的关系即祖先的关系，中国神话就是中国的远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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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第 1 项证据（或理由） ：摘要

“三皇”有多种说法：虽然“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可能与作者有关，即作者认为哪几位重要就选哪几位），但这种排序上的惊人的一致性却表明古人在这一问题上可能是很严谨的，而不是随便凑合三位、五位就了事。

在古代神话传说中，蚩尤的影响很大，相关的古代文献资料也很多，但是蚩尤却没有进入任何一种“三皇”、“五帝”序列，证明古人排“三皇”、“五帝”有很明确的倾向性、选择性（蚩尤与炎帝相争、与黄帝相战，是个反面人物，故不被中原正统历史编入“三皇五帝”）。

之所以“三皇”、“五帝”有各种不同的人选，其原因也在于此，即它与作者的倾向性有关。以前据此而否定“三皇五帝”的某种真实性（即它们可能代表一些族群的祖先历史），认为古人是在随意编造历史，显然是没有读懂古人的缘故。

我国学者对传说时代的研究，对“三皇五帝”的年代、地望的认识非常混乱，比如“伏羲”，从4000年前到18000年前，几乎每一个千年纪都被学者们认为是伏羲（太昊）时代。

司马迁也没有说“五帝”同时，今人所谓“五帝时代”其实是容易产生误会的（让人以为“五帝”并列、平行）一种不严谨的不科学的说法。（为了把黄帝排为中央天帝，故将伏羲与太昊合并、神农与炎帝合并），故而出现在大地之东方的少昊被排到天庭的西方，在大地之西方的炎帝被排到天庭之南方。这给今之学者造成了一些误会，但那种颠三倒四的配对却证明它是按照五行、五方及时代先后来配置的，即太昊（伏羲）东方木生炎帝（神农）南方火，炎帝南方火生黄帝中央土，黄帝中央土生少昊西方金，少昊西方金生颛顼北方水。我们知道，在古史传说中，并不存在伏羲（太昊）生炎帝（神农），炎帝生黄帝，黄帝生少昊，少昊生颛顼这样一种体系，故知这种相生关系是年代的先后关系。由于古人牵强地把传说帝王与五行相生关系凑在一起，故给今人造成许多误会和混乱。

屈原《九歌》涉及十位天神地袛，即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地袛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以及人鬼国殇，其中东皇太一是屈原心目中最尊贵的天神。以前不少学者都认为东皇太一是太阳神伏羲、黄帝、太昊或几者的融合，何新先生认为《九歌》所颂十神“暗合于先秦中原以齐国为中心而流行的阴阳五行及五方十神学说”。

“炎黄大战”第 2 项证据（或理由）：摘要

苏秉琦先生认为庙底沟类型与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起源有关。玫瑰花枝图案彩陶组合为基本特征的“庙底沟类型”。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

当公元前4000年前后到公元前35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阶段，周边文化的聚落群大都才开始产生，基本上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的聚落群已经历了早期发展阶段而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在关中、豫西、洛河中游、晋西南和陇东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的聚落群体和超大中心聚落

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 苏秉琦。....... 我们觉得，将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看，红山文化肯定不是黄帝。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都不是黄帝。

无论在龙山时代还是仰韶时代，北方（长城以北）都没有一种文化到达过渭水流域、长江流域、山东半岛并对这些地方产生一定影响，长江流域也没有哪种文化到达渭水流域、北方并对其产生一定影响，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与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有一定交流，其影响也及于北方，在中原深入到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但它对渭水流域没有影响，只有仰韶时代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才对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东方的北辛及大汶口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半坡类型是唯一的选项，所以它就是炎帝文化，而其他各地的炎帝文化，便是传播所致。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自然就应该是黄帝文化。炎黄既定，介于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的大河村类型便应该与颛顼有关，因为在古史传说中，颛顼是黄帝后裔又为少昊所养大自然可能介于两种文化之间。大河村类型的下限距今约5000年前，所以少昊文化理当进入大汶口文化前期。

..... 这些资料都明确说炎帝生于渭水流域。不证明炎帝族发源于长江流域。不证明炎帝发祥于东夷。不证明炎黄发祥于东北。

“炎黄大战”第 3 项证据（或理由） ：摘要

古有“三易”之说，即《连山易》、《归藏易》、《周易》。

笔者认为真实的情况有可有是：伏羲时代创《连山》易，神农时代继承之，神农（或炎帝）时代又创《归藏》易，黄帝时代继承之，而黄帝时代又创《乾坤》易，后来夏、商、周分别承连、归、周三易，故历史上有各种“三易”之说（当然这是建立在史前时代伏羲、神农、黄帝之世已存在六十四卦及易学其他基本观念、知识构架基础之上的说法）。

《归藏》易的特点是重坤，故又名《坤乾》。

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崧泽文化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八个六爻数字卦，其年代约在5500年前。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陶壶上有一个三爻数字卦，其年代在4000多年前。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符号中有两个并列在一起的六爻数字卦，两个数字卦的下端还夹了两个重叠的数字“六六”。

用八角星纹表示八卦。其含义即“阴阳八卦”，指向四方八位表示一年四时八节。

八角星纹多见于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前者多绘画于彩陶器的外腹壁，后者多戳印在陶盘底部。此外，八角星纹也见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新石器文化、小河沿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这种八角星纹是由立杆测影所得阴阳交午图形“ ”、“ ”垂直交叉而成。

八角星纹从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史前时代经商周（主要见于青铜器纹饰）、秦汉（主要见于铜镜，考古界称为八连孤纹）至当今彝族服饰、墓标，基本上末曾中断，其画法大同小异，而在彝族文化中，它正是与历法有关，表示四时八节或八方之年。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白陶盘上的八角星纹其外围多有一周S纹，二者配合表示太极八卦。

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的源头之一皂市下层文化岳阳坟山堡遗址已发现八角形镂孔垫座，应是八角星纹的早期形态，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

阴阳爻画卦。见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大河村类型以及马家窑文化，大多将装潢、古天文历法与古易学的知识、数理融会为一体。

如：青海柳湾墓地出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盆（Ⅱ3式46：15）纹饰，6组每组6条计36条表示十月太阳历一个月三十六天，余一组为5条可表示“五行”即十月历的五季。

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必然远在半坡时代之前。

1995年四川绵阳出土了一批木胎漆盘，这种漆盘是道家作品，笔者认为漆盘所示易学内容正是现存文献所不曾记载和传承的道家易学学术体系，而内底的圆图正是道家为纪念老子而作的太极图。木胎漆盘所示内容确证《易传》和现知汉代易学均非易之本体（如果不把孔子“儒学”当作“易学”的话）,《易传》当为搜罗春秋战国时有关易学知识并作了儒学化的处理所致，所以不成体系。

《老子》思想源自殷易《坤乾》（即《归藏》），而不是源自《周易》。关于殷易《归藏》，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见到首坤次乾的六十四卦在殷代文献或器物上摆着，但其存在是没有问题的。

儒家将搜罗到的古易学知识儒学化而武汉帝又“独尊儒术”导致保存了上古易学原貌的道家易学在汉代彻底隐匿（相关的传承方式自然也断线）才有了易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种种相关疑团和迷雾，以至于太极八卦、《易经》问题困挠了中国文化人两千多年而至于今天。

太极八卦不可能起源于商周占卜，当然也不是起源于史前时代比如贾湖人的龟卜、数卜，这不仅因为卜筮产生不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这种易卦生成体系和宇宙观，而且半坡类型那种已经非常成熟的象数易学体系和知识结构也肯定不是来自贾湖。

“炎黄大战”第 4 项证据（或理由） ：摘要

古书上说炎黄大战“血流漂杵”，这种传闻看来是有来历的。 

“炎黄大战”（包括黄帝杀蚩尤）是古史传说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史记·五帝本纪》关于炎黄部分有一半内容就是描述这场战争。由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部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再加上古书又说炎黄和蚩尤之战发生在今河北涿鹿、阪泉一带，所以今之学者往往认为黄帝部落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它的强大也正是因为其为游牧民族，这实在是一个方向性的误会，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和今之学者共同犯下的一个基本错误。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黄帝部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显然是根据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印象而对黄帝族作了一种想当然的描述，这可能在潜意识中导致后人将黄帝部落视为北方游牧民族。

比较一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传播与发展状况，我们会有一种直观感受和认识。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区在晋南、豫西、关中东部，往北在晋中和内蒙古中南部发展为白泥窑子类型（或称王墓山类型），在冀中和冀西北一带发展为钓鱼台类型，往西在关中被称为泉护类型，处于庙底沟类型的鼎盛时期，并渐次蔓延至甘青地区，往南在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发展为八里岗类型，往东在郑洛地区发展为著名的大河村类型（或称阎村类型）。统观庙底沟类型的传播和发展，它就象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枚石子，自中心至外围层层波动、蔓延，几乎不留空白，仅在豫北冀南受阻（这里是后岗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的主要分布区）。

薛新明、宋建忠说：“重新检查晋南到豫西地区的调查发掘资料，就会发现这里竟没有一处典型的半坡文化遗址，也就是说晋南到豫西地区不是半坡文化的分布范围，半坡文化的势力局限在黄河以西”。也即是说，半坡类型的东向发展是受阻的——如果象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主要是一种前后承继关系，当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和局面。统观半坡类型的发展，可以发现它在几乎所有的方向上都表现出一种受挫的迹象，而与之相关、可以互相映照的正是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

将红山文化及之前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之后的富河文化、雪山一期文化视为黄帝族系文化肯定存在问题，因为这些文化都没有南下中原腹地从而在中国传说历史中产生黄帝那种影响。

直到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出土高领彩陶罐上的纹饰仍然保留有半坡遗风，其腹部的正菱形网格纹被置于两个尖角顶对的三角形之间，完全是半坡人面鱼纹盆内壁100格正菱形网纹的翻版；往西半坡类型因素则到达了西亚哈拉夫文化并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详后）。

夏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是不可能有骑兵和车战的。（最近有学者据《尚书·甘誓》认为夏启讨伐有扈氏时可能使用了战车，但也认为“使用了车的战争和车战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传说中的在夏以前发生的炎黄和蚩尤之战只能是一种手执棍棒、石器和弓箭的徒步混战状况，甚至就是一种贴身肉搏，而不可能存在一种长距离的奔袭和追击形态。

濮阳西水坡 M 45 号墓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认为45号墓主人“应是正常死亡”，但是据发表的线图观察，死者胸骨、脊椎大部不存，左手自前臂中部断折不存，所以认为“正常死亡”不知何所依据。

1995年，王大有先生在濮阳参加“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会议，了解到45号墓死者一出土就是如《简报》所发表的线图那样，由此改变认识，推断死者当为蚩尤。他说：“墓主人身首异处，非正常死亡：左右臂各断作三截，左手齐腕斩断已不存，胸椎和胸骨被砍断也已不存，脚趾被截。这具骨架的胸骨、胸椎、胸肋，可以看到齐整的切割斩断的痕迹，腰椎也可看到齐整的斩断痕。除了胸腔上残存的两段胸肋外，其他胸肋都已不存在，这显然是经过开膛破腹和开胸。这样做的目的，除了置人死地外，应是为了取胸中、腹中的内脏，当然包括心脏和胃在内。否则这一部位不应受此破坏，并荡然无存。显而易见，墓主人的尸体被肢解后，上半身胸以下，保存着头和肩，下半身保存着腰、骻、髀、股。这说明墓主人的尸体当时是户髀两部分。下葬时才把这分离的两段拼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完尸’”。在中国古史和神州传说中，影响深远的炎黄和蚩龙之战，其中的蚩龙被黄帝擒杀后正是遭到肢解、身首异处，而且具有帝王级别的传说人物中也只有蚩龙是被肢解的。

“炎黄大战”第 5 项证据（或理由） ：摘要

认为蚩尤从长江流域打到中原，炎黄和蚩尤之战从中原或山东打到河北中部（即今人认为古书所说之“中冀”）以及冀西北，这些说法和推论无疑也是一种想当然的理解和认识，这甚至是将近、现代的战争模式推广给石器时代的炎黄和蚩尤们了。

由于新石器时代的战争与骑兵时代、战车时代和现代战争有别，所以要证明炎黄和蚩尤之战是否发生在冀西北或其他地方，我以为有两个基本条件必须考察：1、是否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

大汶口文化早期局限于山东、苏北一带，其中、晚期始向西方扩张到达豫中乃至晋南，这是其主要扩张方向。

气候：-

在新石器时代未期进入龙山时代前后（距今5000年左右）及整个龙山时代，冀西北和周边地区以及整个燕山南北地区基本上进入一个文化“空白”时期，当时农业文化极度衰弱却也无庸置疑。北方地区稳定的全新世中期气候最适宜期在距今6600年至距今5500年之间。从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气候逐渐向干冷方向发展，至距今5000年前后落至低谷。距今5000年左右，分布于冀西北以南的雪山一期文化午方类型和分布于冀西北以北的雪山一期文化小河沿类型的人们基本上放弃了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定居模式可能迁徙他处以谋求生路，而且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出现就可能与这种迁徙有关。

有不少专家认为炎黄的历史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或4000多年，又据文献资料推断炎黄和蚩尤从中原打仗（或发展）打到河北中部进而至于冀西北，这便是阪泉之战、涿鹿之战，而且战争结束，黄帝还定都于涿鹿。定居于冀西北及周边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的居民都因气候原因而迁徙他处，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炎黄和蚩尤们怎么还往那个地方发展或者打架往那个地方打呀？

即使将来在冀西北地区发现一种较丰富的雪山一期文化之后的遗存，我们也可以断定，它和雪山一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炎黄和蚩尤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文化与传说历史中炎、黄、蚩的基本面貌无法吻合，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这个大框架中，它们不可能有炎黄和蚩尤那种影响力。在龙山时代晚期（距今4200年——3900年），北方地区（包括冀西北）的文化遗存基本上均属老虎山文化。

索秀芬先生最近指出：西辽河流域在距今8000——5000年间气候温暖湿润，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先后兴起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距今5000年前后的降温事件和几千年的农耕，尤其是红山文化以来的犁耕对植被的破坏，加剧了西辽河流域风沙活动，最终导致红山文化消亡，继之而起的小河沿文化人口密度大大降低，遭受自4800年前开始的降温事件的重创后，出现了文化断层现象。

“炎黄大战”第 14 项证据（或理由） ：摘要

蚩尤的所在地，蚩尤不是东夷：-

有些学者认为蚩尤是东夷人的一支，蚩尤为东方夷人的首领。据崔彩云先生文，“2000年秋，在汶上县蚩尤冢南20米出土刻有‘蚩尤祠’三字的石碑两通，证实了该祠所处位置”（石碑文字为隶书，因此立碑年代不会早于汉代）。

东夷文化的重心都在山东境内，而黎国和蚩尤族人、蚩尤后裔活动的重心在四省交汇之地，后者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分布的地域基本一致。

今西南地区苗族同胞（传为蚩尤后裔）仍然崇拜水牛，男女盛装都头顶水牛银角，祭蚩尤仍用牯子牛。

史前考古文化中有关牛角、羊角的图象主要是在西部（如半坡遗址出土有羊角柱图象，半坡和姜寨出土人面鱼纹人面两耳则饰上翘的牛角图样），而在东夷文化中基本不见。

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葬龟甲、兽牙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在有关黎国所覆盖地域的远古文化中是不存在的。

史前考古文化中的牛角、羊角崇拜现象不在长江流域（传统考古学主要根据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来区分和判断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对其族属的判断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杨建芳先生认为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人面即是蚩尤。我们认为，良渚文化不是蚩尤文化、良渚玉器神徽上的神人面不是蚩尤。

徐旭生曾将传说时代古史体系以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概言之。这个大框架对于帮助我们考辨古史、追溯“三皇五帝”的考古学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它具有方向性、指导性意义，我国学者也常常在这个基础和框架之上去讨论问题。但是这个框架毕竟是个“框架”，而且它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神话传说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如果不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个框架，不考虑文化传播关系以及年代关系，这个框架的意义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研究中会出现简单附会或削考古学文化和考古材料之“足”以适三集团说之“履”。比如，炎黄是属于华夏集团的、蚩尤是属于苗蛮集团或东夷集团的，炎黄自当是由西而东进入中原，蚩尤则自长江流域北上或自东部西进中原，于是发生大战，黄帝便把蚩尤追到河北境内至北部而将其杀掉，这是以往学者论炎黄蚩之战的基本模式。

屈家岭早期文化是一种以鼎为特质的文化，其渊源当在鼎文化系统中去寻找。

长江流域新石器晚期文化边畈类型、油子岭类型与屈家岭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鼎文化传统和红陶系遗存，它们与大溪文化谱系不同。

“与边畈早期一类遗存最近似的遗存竟是后岗类型”，其主要器物如足根压印圆窝纹的釜形鼎、红顶钵、成组的条纹彩陶钵、旋纹罐、口沿外附加一圈泥钉的大口尖底罐等，均是后岗类型的典型器。所以韩建业先生认为前者“极可能是后岗类型的人们南向移居的结果”而这与苗黎集团南迁的传说正相吻合。

古籍和传说中为什么留下东夷民族与炎帝、与蚩尤有关的资料和线索呢？

韶时代早期，东方海岱地区北辛文化中的瓮棺葬、细颈瓶其原产地均在关中地区，它们“应是通过豫中地区直接传播而来”，该文化中近似杯形口的双耳罐、圆腹小平底瓶和折腰形器座以及少量的彩陶装饰、在部分器物肩部施加密集弦纹的做法，都说明其受到半坡类型的影响。所以炎帝族人或炎帝后裔从渭水流域迁到东方海岱地区在考古学上是能够找到线索或答案的。分布在豫北冀南地区的蚩尤文化后岗类型其东部与大汶口文化相邻，而且北辛文化是后岗类型最主要的一个本土来源，两者互有影响，在北辛遗址、大汶口遗址都发现后岗一期文化遗存。

所以蚩尤与东夷的关系在考古学上也是能够找到线索和合理的路径给出解释的。山东西部东平、汶上、巨野一带有比较集中的蚩尤遗迹，说明蚩尤后裔可能在这一带生活过，蚩尤与东夷的关系很可能与此有关。并不意味着蚩尤为东夷人或蚩尤族起源于少昊之地。当然因为蚩尤传说、蚩尤后裔在少昊之地一直流传下来，古人也可能误以为蚩尤、蚩尤族原本就是东夷人）。

摘录太长篇了，转到下一篇 ：
炎黄大战的证据（或理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