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y Theanlyn: 河姆渡文化

偶然见天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浙江东四明山脉与慈溪南部山地之间的河谷地带，它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中华文明单一起源论，导致了对中国史前史的修正，以及对华东、华北两个共存文化的承认。论证河姆渡文化与台湾乃至整个环太平洋区域史前文明的内在关联，可谓灼见纷呈。

河姆渡遗址蕴藏了四个代表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层，为距今约 5300 ~ 7000 年前的考古文化。河姆渡遗址共有 4 个文化层，专家把第一层和第二文化层分别归类为马家滨文化松泽类型和马家滨文化，第三层是河姆渡文化向马家滨文化的过度类型，四个文化层是河姆渡文化的四个文化期，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史前姚江流域地理与生态环境优越，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常绿叶阔叶林，为河姆渡人提供了丰富的采集、狩猎资源，也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史前时期的河姆渡稻作农业是以籼稻为主的籼粳混合经济，有人工栽培稻的杂合群体，填补了有粳无籼的历史空白。

利用物候方法掌握春华秋实、寒来暑往的节气转换规律，确定了节气，适时地安排农业生产活动。

先民用木铲及鹤嘴锄翻地，鹿及水牛肩胛骨加工的骨耜也出土了 176 件，还有平整水田使用的牛鼻形孔木器，可能已经使用牛踏田的整田方式，表明已经舍弃刀耕火种的落后农耕方式，进入了耜耕农业熟荒耕作阶段。此时，也已经使用水井。

采集、狩猎、捕捞、饲养家畜也是主要生产方式。出土了 330 件形制不一，用于捕鱼的骨镞，挖掘到木匠，估计先民已经使用木船从事捕鱼活动，也发明了和使用了船上煮饭器具陶灶。

河姆渡先民已经能根据石料的不同质地及用途，熟练的应用打磨、磨砺、线切割、钻孔、刻画等技术加工石器，不过石器所占比例很小，只有骨器的九份之二，而且制作粗糙。食余的动物骨头为骨器加工提供了丰富原料，从而压制了石器的发展和广泛使用。

销钉的发明有效增加房屋的牢固程度，当时已经有了先进的榫卯技术，不过由于使用的原始工具让加工不太方便，因此在大多时候仍然使用绑扎固定的建筑工艺。杆栏式房屋有效避免住户与潮湿地面接触而导致健康问题，也具有防止蛇、虫、野兽的侵害。它也促成了穿斗式建筑结构的产生，并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最终导致楼阁和二层楼房的形成。

经过两次挖掘，类似杆栏式单体建筑所见有 7 栋，是以遗址西南小山为中心呈扇形排列，继承了早期聚落以房屋围绕中心广场的设计。

河姆渡也被视为中国服装的发源地，遗址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成套纺纱、纺织及缝纫工具。先民也以芦苇编制苇席，主要用于铺盖房子和分隔居住面，也有用作卧席。

陶器、炊器为手工操作物，胎质粗厚疏松，种类不丰富，不过也包括有盆、鼎、罐、釜、钵、盘、鬶等平底或圜底器；夹炭黑陶也具地方特色，是绢云母质粘土参杂碳化植物茎叶或谷壳烧制而成。后期的陶器出现了矩形、椭圆形、六角形、十八角形等不规则造型，更饰以花纹及图案，如绳纹、几何纹、弦纹、波浪纹、锯齿纹、圆圈纹、谷粒纹、稻穗纹、禾叶纹、北齿纹，体现了地方色彩。大部分图案与生活有关系密切，简单、忠实模仿周围动植物，充分反映农业生产对河姆渡先民审美情趣的深刻影响。

此外，还出土了以猪、狗、牛、羊等家畜为主要题材的陶塑、雕刻作品，数量不多，手工粗糙，无使用价值，是为原始的艺术创作。木碗与木筒的髹漆饰，是自然漆被首次使用的实例。

还发现了璜、玦、管、坠、珠、环等玉制饰品，和少量图案精美的彩绘陶片、为数众多的乐器，如：骨哨、骨埙、木筒等，‘双鸟朝阳“象牙雕更是河姆渡先民的艺术精品，是崇拜鸟为图腾的体现。

这种双鸟并且中间刻有太阳，或与生育崇拜、图腾崇拜(鸟生)、太阳崇拜有关，不过也有专家认为是沼泽水中的涡旋描摹，无关太阳崇拜，是河姆渡人观察鸟，对鸟的繁殖之感悟。双鸟，尤其是连体双鸟图腾，不仅是古越人感悟“双鸟创世”与祈求时和年丰的有力佐证，而且也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原始雏形。

河姆渡先民从太阳周而复始的运行中直觉出东南西北的地理方位意识，也总结出春分、秋分等时节概念，制定了原始历法。

河姆渡先民对 20 以内的数目有明确概念，而且也可能已经有了 30、40 等两位数的，甚至已懂得三位数的概念。

从樟叶的驱蚊、止痒、散毒、消肿、防蛀功能，及今仍流传于宁波民间的土方，推知樟叶之于河姆渡先民日常生活和医疗保健的意义。

河姆渡的衰落与去向

环境改变、沼泽化、遭遇两次特大洪灾袭击等种种因素导致河姆渡文化于距今约 5,000 年前后开始衰落。尤其是第二次洪灾，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在河姆渡遗址与四明山之间的 “工”字形高地的地理面貌也有所改变，原本北排的姚江改道东泄，从此咸潮一日两次逆江而上，导致耕地盐化，导致稻产失收，最终延绵 2 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销声匿迹于姚江平原。

当今学者对河姆渡先民的去向说法不一。邵九华认为姚江改道、稻米欠收，河姆渡先民不得不放弃这块他们生活了 2 千年的土地远走他乡；赵晓波认为先民并没有外迁，灾害过后河姆渡人还是在原地留下来了；而石兴邦的观点更符合实际情况。既：1. 继续留在河姆渡遗址附近，最后融入马家滨文化，2. 向西南发展，3. 向海洋和附近岛屿开拓。

最近，石先生撰文指出：『好川文化』的发现，为以河姆渡—马家滨文化传统为依托的百越先民，在原始时代向南和向海洋的发展和分流提供了论证。

我们认为河姆渡先民在洪灾中并未全体覆没，也没有在河姆渡文化衰落后全体离开姚江流域，不过确有部分先民由于生产压力而被迫选择南迁，甚至渡海而去。去年《人民日报》就报导在浙江仙居山间平原和温州楠溪江下游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的消息，台湾的考古学家也在大岔坑、圆山等遗址中发现了与河姆渡文化类似的陶器。此外，以河姆渡及其后续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的若干因素，也可能影响到史前日本。如绳纹时代的玉玦、漆器，以及稻作的萌芽，还有杆栏式建筑，都可在长江下游找到渊源关系。

摘自：《中国古代文明起源》